一、双命大案

1950年初夏，武汉，胭脂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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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正在热恋的情侣，晚上男方骑自行车载送女友回家的途中，经过该马路南侧邻近抚院街路段时，遭到一伙犯罪分子的拦截。

男性苦主关俊是“兴昌船厂”老板关鹤龄的儿子，习练过多年摔跤术，其跤技在当地小有名气，平素与人较技胜多败少。此刻遇到拦路抢劫，势必恃技反抗。女方保秀兰也不简单，出身三镇闻名的武人世家，其祖上三代皆是武昌“长江少林国术馆”的馆主，她从小随父练武，也有一手可以上场实战的功夫。当下，摔跤手男友一动手，她跟着也冷不防一拳打翻一个强盗。

按照实战要领，遇到这种敌众我寡的局面，一对情侣应该采用武侠小说里经常出现的“并肩子上”的战术。这对情侣深知这一点，可他们遇到的对手也是内行，利用人多的优势将两人分隔拦阻，而且手里有凶器，更是施出了为武林所不齿的下三滥路数----向两人投掷事先准备好的黄沙，致使对方无法有效还击。最终，这对情侣寡不敌众，被打倒在地，失去反抗能力，随身财物也被洗劫一空。强盗逃遁时，估计是因为有人负伤，为泄愤下手杀害了两个苦主。

其时武汉市已经解放一年。在中共新政权的大力整顿治理下，治安状况已经有了明显的好转，恶性刑事案件发生率逐月下降，这个月的前半月，全市的命案发生率为零。哪知现在竟然发生这种公然拦路抢劫而且杀害两人的重大刑事案件，不论官方还是坊间的震惊程度可想而知。武汉市公安总局随即成立了“胭脂路命案”专案侦查组，积极开展工作，力争早日破案。

这是一起团伙案。既然是团伙，其成员应该不止一个两个，因此线索也相应会多一些。专案组一干刑警最初都是信心满满，工作劲头儿特高。可是，这起案件有点儿邪门，根据对案发现场的痕迹勘查、周边群众的走访以及法医对两个死者的尸检结果等情况的汇总，线索似是不少，十多名刑警一忙就是一个月，可那些线索要么对不上号，要么就是子虚乌有，根本无从查起。

如此一来，市公安总局领导着急了----市委、省委还有中南公安部都非常重视此案，不知过问了多少次了。那怎么办?领导班子经过研究，决定换将，任命中南公安部派到武汉市公安总局搞调研的正处级干部高勇生为专案组长。

高勇生上任后，大伙儿以为他会来个“新官上任三把火”，整点儿声势出来。可是，这个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浑身上下透着一股书生气息活脱一个教书先生的资深侦查行家却没点火，而是宣布:“同志们忙碌了一个月，辛苦了，放假三天！”

这话一出口，一干刑警都是一个愣怔。高组长却不解释，说了声“就这样吧，解散”，随即转身出门而去，没人知道他去了哪里，去干什么了。

其实，高勇生哪里都没去，一个人缩在总局办公大楼狭小的楼梯间里----按级别他应该有一间办公室的，总局没地方，他自个儿找了这处只有几平方米的狭小空间，放了桌椅和一张行军床，基本连转身也难了一一埋头阅读从秘书科或者市、省图书馆借来的湖北省以及武汉三镇的社情资料。

三天后，专案组刑警早早就来上班了。没想到高勇生比他们还早，已经坐在屋里等着大伙儿了。于是，一干刑警各自找位置落座，照例准备开案情分析会，有人还去提来了好几个打满开水的暖水瓶，在他们看来，这是新领导召开的第一个案情分析会，还不知要开到几点哩。哪知，这位被称为“高处长”的新领导却摆摆手道:“不必那么麻烦了，就几句话.....”

大伙儿又是一愣，案子一点儿头绪都没有几句话能分析出个啥?可人家是领导，那咱就听着呗。

高勇生果然只说了几句话，大意是：本案之前的调查工作诸多、方方面面都接触到了，却没有什么收获。原因何在?我寻思，路数、方向都是准确的，甚至我们的侦查触角已经伸到了某些关键位置，差的就是临门一脚。因此，咱们现在的工作就是走回头路，炒冷饭。这项工作尽管繁琐、但为了破案，再繁琐也得重新走一遍。当然，重新调查并非机械地重复，需要注意两点----

其一，现场痕迹和法医的尸检结果表明，杀害这对青年情侣的凶手之所以作案得逞，不仅仅是靠“乱拳打死老师傅”式的以多胜寡，其自身的武术功底也不可小觑，所以，应该着重从案犯的武术生涯方面去调查。

其二，双方打斗过程中案犯“撒沙子”的手段以及临末对被害人的补刀之举，显然是解放前的地痞流氓以及帮会殴斗的路数，故有必要在进行调查时了解这方面的情况。

其三，以上调查，不仅仅要动用专案组刑警，还须注意发挥社会力量的作用。不管对方是何许人、操何营生，只要能够对上述调查提供帮助，都可以把他们吸收为专案组的外围人员，或由专案组便衣配合，或让他们放单飞直接打听线索，相关费用由公家承担。高勇生已经请示过领导并协调财务部门，可以作为特费开支。

“好了，话说完了，大家行动吧。”高勇生说，“至于分工，请副组长安排就可以，定下后不必报我，立刻出发。”

话音甫落，高勇生从写字台的柜子里取出两条“红双喜”香烟放在桌上，说是他以个人名义犒劳同志们的。说罢，转身出门。

包括副组长衣今昌在内的所有专案组刑警皆被这个外表温和行事却是特立独行的新领导惊到了，一时间愣在当地没有任何反应，只是把目光投向高勇生刚刚出去的那扇门，而高勇生早就没影儿了。

二、“特情”老郭

高勇生匆匆下达一应指令后去了哪里?要说他去的地方，倒是跟刚接手主持侦查的这起凶杀大案有关的。

这三天，专案组其他刑警是否真在休息不清楚，高勇生却是比平时还忙。头两天研读资料昨天傍晚，他去了凶案发生地的武昌粮道街派出所，拦住了正要下班去分局宿舍的副所长小刘。小刘是高勇生的老部属，刚参加革命时是给高勇生当通讯员的。他还不知道老首长已经调到武汉来了，当下见面自是惊喜。

寒暄几句，高勇生进入正题:“粮道街派出所辖区里有个叫郭永昶的，小刘你听说过吗?”

“郭永昶?这个名字耳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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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勇生提醒:“这人住在小东门，以前做过多年刑警。”

小刘眉峰一耸:“哦，是那个武术高手郭老师啊!怎么啦?他犯事儿了?”

“那倒没有，是我有事想跟他唠唠。这样吧你先把他的情况说说，回头你悄悄去一趟他家告诉他市局有人相跟他这个警界前趟他家告诉他市局有人相跟他这个警界前辈聊聊。这事要严格保密，包括你们派出所的人，也包括老郭的家人。”

郭永昶是何许人也?值得早在抗战前就已经参加革命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老高这等重视?这里自有一番说头----

郭永昶是河北人氏，自幼习练武术，主攻形意拳。十七岁从北方来到武汉定居，凭着一手拳棍功夫，半年不到就在武汉三镇的武术界出了名。汉口法租界工部局巡捕房刑事部闻知，有招揽之意，派人找郭永昶探问。于是，郭永昶就成为法租界巡捕房的一名巡捕。

巡捕房刑事部的法国督察长很欣赏郭永祖的身手以及为人处世，有心栽培，便送他去越南西贡警察局进修了一段时间。回来后，要给郭永昶安排一个位置。郭永昶婉拒:“我当巡捕不过是混一个饭碗，并非有志于此想有所建树。当官没啥意思，我还是拿一份底层巡捕的薪水，干底层巡捕的活儿吧。”

据说这位法国督察长的脾气一向不大和顺，尤其对中国下属，更是“眼睛长在额头上”，他来华多年，还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下属敢跟他这样说话。让人意外的是，他这回非但没有发火，还点头表示理解。事后，更没给郭永昶穿过小鞋。

世上有些事情，冥冥中似是有讲究的。几年后，这个洋督察长带了一群中外刑警前往福煦大将军街(今蔡锷路)德明饭店缉拿一伙江洋大盗，与对方发生激烈枪战。一个家伙正准备对督察长开黑枪，被郭永昶瞧见，奋不顾身跃下一层半的楼梯将其撞倒。那家伙一枪打偏，还让郭永昶撞了个晕头转向，随即被拿下一一这也算是郭永昶对法国督察长的“知恩图报”吧

1943年2月23日，法国维希政府宣布放弃在华租界。同年6月5日，汪伪政府宣布收回汉口法租界，同日收回的还有天津和广州的法租界。汉口原法租界巡捕房改称汉口警察局，名义上受汪伪政府领导，实际上由日本军方控制。根据日本军方汉口最高长官的命令，原警察局全部警职工人员(按“警”是指警察，“职”是指不穿警服的职员，“工”是指工役亦即工人一一主要是清洁工人，旧时许多城市的环卫部门归警察局管)一律留用，各司其职，违抗者将被拘拿处置。郭永昶无奈，只好继续在汉口警界干他的刑警活儿。

一晃两年多过去，抗日战争胜利，国民党政权接收了日伪武汉三镇警察局。湖北省警察厅刑警处长官听说过郭永昶其人，知道其武术功底和当初对汉口法租界巡捕房刑事部洋督察长的那份“知恩图报”的“忠义”，决定把他从汉口警察局调到省厅刑警处，正好当时新组建了隶属于刑警处的一支侦缉队，长官指定郭永昶担任副队长。哪知调令下达到汉口警局，一众警官皆为老郭感到庆幸，正准备集资给他钱行时，却传来消息:老郭辞职回家了!

此为何故?原来，郭永昶不接受调令，说去省厅可以，去侦缉队也没问题，但副队长就不必了。省厅刑警处长官以为郭永昶是嫌官小，寻思这家伙能力强，路子广，再说资历摆在那里，干脆让他当正队长得了，破例给他个正科待遇。没想到郭永祖还是拒绝赴任。

这下，长官恼火了。这主儿怎么的，莫非要把老子这个位置让给他?转念一想，还是把火压下去了。毕竟这人是块好料，又是难得的忠勇正直，手下有这么一号，也是老子的福分啊!人家不肯接受调令，是不是有什么不便说出口的原因，不如当面了解一下吧。

刑警处长官驱车前往汉口警局，直接跟郭永昶谈话。他的想法是，如此礼贤下士，你姓郭的总得给我几分面子吧?不料郭永昶依旧油盐不进:“当初进巡捕房时家里老爷子有过嘱咐，从警可以，当官不行。老爷子的话我不敢违背。”

谈话时旁边还有汉口警局以及刑侦队的头头脑脑陪着，郭永昶如此回答，长官心里当然不爽，而且中午又是喝了两杯过来的，当下挂不住脸面，拍案大喝:“不识抬举!今儿个咱把话搁在这儿，不服从调令，省厅立刻下令把你开革!”郭永昶听着，脸上神色平和如初，冲长官点点头:“如此，我就辞职吧!”

就这样，郭永昶离开了效力二十八年的警界，改行开了一家武馆，教习其祖传的形意拳术。武馆开得不温不火，挣大钱没有，图个全家温饱不成问题。郭永昶做了多年刑事警察，只办刑案，不问政治，似乎是“只知埋头拉车，不知抬头看路”的老黄牛，其实心里明镜似的，他的“不当官”才是最大的政治。

1949年5月16日武汉三镇获得解放，正式合并成为武汉市。解放不到一个月，郭永昶就主动关闭了武馆，把尚未满师的学员之前缴的学费全额退还。熟人不解，他说有共产党治理，天下从此太平了，武术防身用不着了，最多只能健身养生，有兴趣的可以去公园学学太极拳，没必要花钱嘛。

那么，老郭靠什么谋生呢?这人有的是办法，备了钓具去长江边捕鱼出售，或者用不知从哪里学得的一手厨艺烹制些荤素卤味，蹬上三轮车穿街走巷，也不吆喝，弄了根古箫吹着就是。没人知道他是几时学会的吹箫以及师从何人，外行人听热闹，业内人闻之，猜测老郭以前多半在戏班子当过伴奏。

高勇生收集到关于郭永昶的上述情况后，凭着他丰富的职业经验，初步判断这个老郭对于新政权警方是一个有用之材，远景先不去考虑，近的就说眼下这起情侣双命大案吧，估计跟他唠唠应该会有收获一一这人在武汉地面上干了二十八年刑警，又是小有名气的武师，结交的三教九流定然数不胜数，如果能帮着专案组分析一下，说不定不仅是受益匪浅，就是一举成功破案也保不齐啊！

如此，高勇生就有了找老郭面谈的主意。昨天傍晚，他前往粮道街派出所找了当年的通讯员、如今的副所长小刘，请他跟郭永昶知会此事，如果老郭同意见面，时间地点均由其决定还再三强调要保密。

老郭住在小东门，小刘骑车过去方便，不一会儿就有了回音:老郭同意见面，请高勇生明天上午去长江边上一个叫清水礁的地方，他在那里钓鱼，会多带一副钓具，高勇生若是感兴趣，两人可以边钓边聊。

就这样，高勇生于这天上午在江边跟郭永昶起钓了两小时鱼。高勇生长这么大没钓过几次鱼，纯粹是外行。可这天他的运气很好，两个小时竟然钓到了六条鱼，其中一条还是三斤多重的草鱼。这使他感到很开心，当然，更高兴的是他轻而易举地说服老郭成为专案组的“临时编外顾问组”的一员，用行话说就是“特情”。

老郭答应为专案组提供咨询，甚至可以协助调查，但要求高勇生不向任何上下级提起有他这个“编外顾问”的存在，把他提供的情况用到实际侦查工作中时，只能以“据调查”之类的模糊言辞搪塞过去;另外，他和高勇生的联系将通过派出所刘副所长中转，刘不能知晓他提供的内容，也不能向他提出任何问题。

高勇生对于这些条件一概点头，还说根据我们的规定，你作为我们的“特情”是有报酬的这在内部需要向财务室提供账单，我会尊重你的想法，用化名作为你获取报酬的凭证。你看这样可以吗?

郭永昶自是没有意见。这事儿就这样定下来了。高勇生万没料到，老郭竟然未能领到这份特费。

三、“顾问”失踪

高勇生搞的这个临时帮忙性质的“顾问组”一共有三名成员。所谓“组”，不过是一个说法，其实不但郭永昶，其他两名“特情”也是秘密和专案组专人接触的，他们并不知晓还有其他“特情”存在，更不可能聚在一起开个会吃个饭什么的。郭永昶与他们的唯一区别是，在高勇生制作的特费账单上，老郭不但使用了化名而且他的特费等级最高。

老郭也确实没有辜负高勇生对他的信任和期望，当天午前跟高勇生在长江边的清水礁分手，次日傍晚小刘赶到市公安总局专案组驻地，送来了一份密封的材料。

后来大伙儿才知道，那是郭永昶向专案组提供的寻找双命大案有效线索的两条途径。高勇生阅之觉得“颇有建树”，当晚在专案组调查情况汇总兼分析会上，把这两条作为建议提了出来，请大伙儿分析讨论----当然，没提出处。一干刑警讨论下来，认为这是两个走得通的方向，都说可行。高勇生说:“既然大家都觉得可行，那我们明天就着手落实”

第二天，专案组根据这两个方向实施调查，果然追查到了颇有价值的线索。隔日，顺藤模瓜再接再厉，当晚竟然就把双命大案给破获了，八名案犯悉数落网，不久，即受到武汉市军管会的严惩。因该案的具体案情与本文要说的故事暂时无关、这里就此打住。

专案组接下来的工作是讯问案犯，搜查藏身处所，起获赃物、赃金以及写结案报告。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公安机关财政拮据，也就没法搞个庆功宴会犒劳大家，除非有谁以私人名义请客，那就是大伙儿的造化了。双命大案专案组的刑警们正好遇到了这么一个机会一----高勇生前几天收到了一笔稿费，下馆子不够，不过若是请单位食堂操办，勉强可以对付。高勇生请示了领导，把稿费交给食堂，请师傅整一桌酒席。

当下，菜上齐，酒斟上，组长高勇生举杯:“今天咱们聚餐，一是庆功，二是散伙，吃完这一餐，咱们这个专案组就解散了......”

话还没讲完，就听有人在食堂门口招呼:“高处长，您的电话!”

电话是粮道街派出所副所长小刘打来的。拿起话筒、一听对面是小刘的声音，高勇生不禁眉头微皱，心头升起一股不祥的预感。

果然，小刘语气焦急:“老首长，向您报告一个情况----刚才老郭的妻子彭婶和小女儿郭小莲前来所里报称，老郭已经四天没回家了！他们全家人从前天一直找到现在，连同亲朋好友以及老郭以前武馆的弟子，跑遍了武汉三镇所有老郭可能会去的地方，可愣一点儿音信没有。看来老郭出事啦·.....”

挂断电话，高勇生回到食堂:“同志们，非常抱歉，这顿酒看来喝不成了。这样吧，酒让食堂帮忙保存着，大家弄点儿主食就着这些菜吃个晚饭，然后全体到专案组办公室待命！”

高勇生自己没有吃饭，向市局车队要了一辆破摩托，仗着六七个年头的驾龄，一路风驰电掣直驱粮道街派出所。

小刘和一个年轻女警正陪着老郭的妻女说话，见面后，母女俩禁不住哭泣起来，被高勇生劝住:“你们别着急，先把详细情况跟我说说再商量下一步怎么办。”

那么，老郭是怎么失踪的呢?

6月21日上午，老郭像平时一样出门去垂钓。彭婶送走丈夫，照例开始操持家务。这天有些闷热，她去菜场买了几样清淡食材，烹饪了四个菜肴。看看中午时分了，就把菜碟从厨房移到客堂的餐桌上，还拿了个瓶子，从屋角那个硕大的陶瓷酒坛里灌了小半瓶丈夫按照祖传秘方泡制的养生药酒，塞紧瓶口后放在一个竹篮里，用绳子拴住了，垂到院子一角的水井里凉着。

老郭是练武之人，平时的作息时间把握得很准。他上午出门钓鱼、卖鱼，中午回家吃饭，饭后小憩个把钟头，就把彭婶准备好的卤菜装上三轮车----那三轮车是他自己用零件拼装的，后边有个封闭式的玻璃橱，伴随着悦耳的古箫声穿街走巷，售卖已经打出牌子来的“老郭卤菜”。偶尔老郭临时有事，比如接待朋友、受人之邀外出替人调解矛盾、为朋友写份诉状之类，卖卤菜的活儿就由彭婶带着十七岁的小女儿郭小莲代劳。郭小莲不会吹箫，但笛子吹得不错，遂以笛声招徕顾客。

这天，彭婶一直等到午后1点钟，还没见丈夫回家，她倒也并不着急。郭永昶在武汉地面上的名望，江湖黑道或是从事灰色营生的那类人是相当看重的，难免有事情麻烦“郭爷”，而郭永昶也具备助人家一臂之力的能力和古道热肠的。

在彭婶的记忆中，不知多少次了，或深更半夜或大雪纷飞或三伏酷暑，都会有人倏然上门,号啕大哭甚至跪求于地，请“郭爷”伸手相助。老郭则不管来者是何人、是否相识，只要认为自己能解决得了难题，不管当时在干什么，都放到一边，收拾一下立刻出门。同样，老郭有时在外面钓鱼或卖卤菜，遇到有人当街求助，多半也会出手相帮。至于耽误了垂钓的收获或者卤菜卖不出去，求助方是江湖人，自然懂得规矩，肯定是由他们给予补偿

不过，郭永昶的这种“调解员”、“老娘舅”都是义务的，虽然接受补偿，但都与他的日常收益相当，对方若是多给，他是绝不接受的。

因此，当日老郭没回来吃午饭，彭婶并未有什么担心，只当丈夫在外面遇到了类似情况，那酒菜就留着丈夫晚饭时再享用吧。

谁知一直等到晚上8 点，老郭还没回来。这下，彭婶觉得奇怪了----丈夫以往若是遇到有人求助前去帮忙，有时一两个小时即回，有时半天一天，有时可能还要去外埠(最远曾去过湘西)，那耽搁的时间就长了。一旦遇到这类情况他都要先回趟家带上盘缠、替换衣服等旅途必需物品，跟妻女告个别，从来没有不辞而别过，哪怕请人捎个信儿回家呢。

如此，彭婶就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了。小女儿郭小莲更是着急:“我去外面转转，向街坊打听一下是否知道爹爹去了哪里。”

彭婶担心是自己大惊小怪，万一女儿出去打听一圈，把四邻都惊动了，结果过不多久丈夫安然无恙回来，那不是成笑话了，自己少不得要被丈夫责怪。遂拦住女儿:“先别出去，再等等。”这一等，又是两个小时。郭小莲再也稳不住了:“爹爹只怕是遇到什么不好的情况了，我去粮道街派出所报告警察。”

彭婶嫁了郭永昶这么一个男人，二十多年一起生活下来，耳濡目染，多多少少也知晓些江湖上的规矩。“你爹爹若是遇到什么麻烦给绊住了,对方肯定是江湖人，那就要按江湖规矩办事，凭你爹爹的能耐，旧社会那么复杂混乱都对付过去了，如今新社会了，还有过不去的坎儿吗?还是先不要惊动官府，过了今晚再说。”

一宿无话。次日，老郭还是没有消息。母女俩终于忍不住了，彭婶请一个邻居过江去汉口把出嫁三年多的大女儿郭秀凤喊回家。母女三个商量下来，决定发动一干亲朋好友寻找。可是直找到今天傍晚还是没有任何音讯。母女三个意识到老郭肯定是出事了，说不定还是凶多吉少的大事，遂向粮道街派出所报告。

当下，高勇生听了前因后果，估摸郭永昶十有八九有危险，心里不由得一凛。当然，他是经历过多少次生死考验的老公安，尽管神情凝重了些，但语气依然淡定，对刘副所长说:“小刘,你把她们娘儿俩带到那边屋里去做一份笔录，其间不许任何人入内。我去一趟总局，一会儿给你打电话。”

郭永昶的失踪，是在他向高勇生秘密递交那份已被证实对侦破“胭脂路命案”甚有价值的文字材料之后，高勇生难免引发联想，会不会是犯下“胭脂路命案”的犯罪团伙犹在社会上活动的狐朋狗友所为?这当然是临时冒出来的想法，没有任何真凭实据。但郭永昶是成功破获“胭脂路命案”的有功人员，他的失踪必须受到重视，否则不仅对不起老郭，还会对新政权人民公安造成不良影响一一人家卖命替你办事，你却保护不了人家的安全，今后人民群众还怎么支持公安工作?

因此，高勇生认为此事需要认真对待，他心里已经产生了“专案组暂不解散，立刻投入对老郭失踪案的调查”的念头。

四、专案重启

“胭脂路命案”专案组是市公安总局和武昌公安局两级公安机关联合的侦查班子，要继续调查，必须经过武汉市公安总局最高首长的批准。高勇生匆匆回到总局，心里暗暗祈祷朱涤新局长还在办公室，否则，他就得去武汉警备区司令部汇报了----朱涤新还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武汉警备区副司令员，代行司令员职责，经常在那里坐镇。好在朱局长这天恰恰在市公安总局，而且没有其他会议，正在局长办公室批阅文件。

朱涤新早在1930年就开始从事政保工作，先后担任过红一军团政治部保卫部部长、八路军115师政治部保卫部部长，这位老政保对于“特情”这个词具有远超常人的敏感性，听了高勇生的汇报，不由得眉峰一紧:“这个“特情’是谁建立的?谁批准的?”

“是我建立的，向侯副局长报告后获得批准的。”

当时武汉市公安总局的一号首长是朱涤新，二号首长是我党的一位传奇人物侯政。侯政1927年参加革命，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红五军第五纵队手枪队分队长;1930年春入红八军医训班学习，结业次年任红三军团第四师卫生队队长;1933年春人红军军医学校学习并兼支部书记，毕业后任红二十四师卫生部部长、红八军团卫生部部长、总卫生部医政科科长、红二方面军卫生部部长兼红二军团卫生部部长。其间，红军著名将领余秋里手臂负伤感染，再不截肢会有生命危险，侯政担任主刀，用自制的手术锯子成功实施了截肢手术。

抗日战争爆发后，侯政先后任八路军一二O师军医处处长，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医政科科长、新四军第六支队第二纵队政治委员、江北指挥部独立四团政治委员、第二师第五旅政治部主任。在军事作战和指挥、医政卫生管理兼专家级外科医生、部队政治工作者等岗位上转了一圈，侯政忽然来了个华丽转身，受命担任中共准南路西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开始从事政保工作。

解放战争时期，他先后任北平军调部中共方面主管政保的中校参谋、中共旅大区党委社会部部长兼旅大公安总局副局长等职务。武汉解放后，他被任命为市公安总局副局长。一号首长朱涤新是兼职，侯政应该算是初解放时武汉公安工作的实际主持者。后来，侯政先后出任中央卫生部办公厅主任兼人事司司长、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厅厅长，继续书写他的人生传奇。

此刻，朱涤新听说高勇生建立郭永昶这个“特情”是经侯政批准的，马上点头，同意了高勇生的请求，原“胭脂路命案”专案组暂不解散，继续调查郭永昶失踪案。

当然，这事还得由侯局长拍板。朱局长正要拨打侯政办公室的电话请他过来，侯政却叩门而进，他是来跟一号首长商量公安局干部队伍建设事宜的。听了高勇生的汇报以及朱涤新的意见也表示赞同:“如果真的是失踪了，那就正式立案调香。'

两位领导交换意见后决定，仍由高勇生主持该失踪案的侦查工作，案件的进展情况随时向侯政副局长汇报。

高勇生返回专案组办公室时，专案组一干刑警正围着副组长衣今昌议论高勇生去了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的原因，当然，都不着边际。忽见高勇生回来了，大伙儿还没开口招呼，高勇生就宣布:“接到上级命令，专案组暂不解散，继续着手另一起案件的侦查工作。专案组还是咱们这些人，我任组长，衣今昌同志仍是副组长。老衣我想把咱们专案组移个地方，去武昌那边。你看哪里比较符合：清静安全、交通方便的条件?”

衣今昌是武昌公安局刑警队副队长，科班旧警出身，中共地下党员，武汉当地人，故对武昌地块非常熟悉。老衣想了想说:“粮道街派出所对面原先有一家当铺，解放后老板全家移居香港，临走把当铺连地带房统统献给了国家。当时正好军方跟地方政府商量，要在地方上租借一处比较宽敞的房屋作为军用物资库房，政府就把当铺提供给他们无偿使用。这家当铺面积不小，前中后三进院落，前朝街后临河。军方物资进出是走水路的，他们只用了中、后两进院落，前面临街的房子空关着，跟后面的库房之间打了隔断，相互之间没有影响。老高你看以这里作为专案组的驻地如何?”

高勇生当即拍板:“就这里了！”

第二天一早，专案组人驻当铺后，马上聚合一起，对这起“武师失踪案”进行案情分析。

根据武汉公安总局主持日常工作的侯政副局长的意见，高勇生也就不再对郭永昶的“特情”身份予以保密了 (仅限专案组内部)，简单介绍了郭的情况，告诉大伙儿，“胭脂路命案”之所以能够迅速破获，郭永昶在其中起了关键作用，一干刑警纷纷表示，一定铆足了劲儿尽快把这个案子拿下来。

在场的多是老刑警，之前在侦查“胭脂路命案”时，对高勇生那种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主持侦查方式已经有了一种不同凡响之感，此刻又见识了他对“武师失踪案”的分析，更是加深了这种感觉，有人暗暗给了他四字评语，曰“特立独行”。

怎么个“特立独行”法儿呢?

高勇生对于首次案情分析会方向的把控跟众刑警平日里经历或听说过的完全不同，他让大伙儿把老郭家眷反映的情况，以及老郭在“胭脂路命案”的侦查中起到的重要作用结合起来予以剖析。一干刑警得知老郭系“特情”这个内幕后，自是踊跃发表意见。高勇生自己却只是起了个头，往后就一声不吭了，坐在那里只是专注倾听。

待众人的意见发表得差不多了，一个个说得口干舌燥，有人拎起暖水瓶给大家续水了，高勇生才开腔:“同志们都说完了?那好，咱们就行动吧一一就按照由陈宝德同志最先提出的那个调查思路进行。驻地这里，我和老衣两个留守，其余十人分为五拨，分头进行调查。

陈宝德提出的调查思路如下----

郭永昶在同意成为专案组“特情”后，很快就写了一份材料，通过粮道街派出所刘副所长转交高勇生。专案组根据老郭的这份材料，很快就破获了“胭脂路命案”，把八名案犯悉数缉拿归案。其后两天，6月20日上午，老郭像往常一样外出垂钓，然后就没再回家，没有留下一丝半点儿的信息。虽说警方是以“失踪案”立案调查的，但显然是凶多吉少，基本上可以确定老郭已经遇害。

先破案，后失踪，两者接连发生，让人不由得不怀疑其中的关联性。陈宝德提出，专案组应该盯着“胭脂路命案”案犯的余党，或者虽然不是余党但存在千丝万缕联系的黑道人物进行调查。他们或出于共同利益，或出于所谓的江湖义气，或出于其他什么目前警方尚未考虑到的因素，对老郭进行报复。因此，专案组目前要迈出的第一步，就是调查老郭成为警方“特情”并团对破获“胭脂路命案”提供帮助之事是怎么泄花露出去的。

高勇生一边听部属的发言，一边脑子在飞速旋转。待大伙儿发言完毕，他也完成了对众人观点的总结和提炼，不但形成了完整的看法，甚至连具体怎样调查乃至人手分工都考虑到位了一五拨刑警中，两拨去看守所讯问“胭脂路命案的案犯，挖出他们的余党以及黑道熟人、结拜兄弟、狐朋狗友之流的情况;另外三拨则负责调查郭永昶是在何处写那份对侦破“胭脂路命案甚有价值的材料的，以及事先、事中、事后接触过什么人，以评估是否存在有意无意泄密的可能性。

然后，高勇生宣布案情分析会结束，大伙儿根据分工，该干吗干吗去吧。

专案组长此举弄得包括副组长衣今昌在内的全体刑警都是一头雾水:这就是案情分析会?这就是针对一起很有可能已是命案的失踪案的首次案情分析会?难道不再对其他可能造成郭永租失踪的情况进行分析了?

高勇生从众人惊愕的眼神中看出了他们的疑问、微微一笑:“当然，眼下的这个判断可能不那么准确，不过没关系，咱们可以从头来过。现在，我们先把力量集中一处，顺着这个方向调查了再说。”

如此，大伙儿就没啥可说的了。这是领导的工作思路，而且已经把分工定得清清楚楚了，那就执行吧。